yard.org 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的失望。
但 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 最好的时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标准，扩大了社保覆盖面；在农村，减免了多项税收，医疗保险也开始起到解除最大后顾之忧的作用……等等等等。这种评价，不 是来源于官方媒体的灌输与宣传，而是发自基层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如果只是源于宣传，那么这种宣传从来就未曾间断过，导致的民众认知应该是“一直就 很好”，而不会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见， 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了对同一社会变化的不同判断。更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经历了这30年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一分为三， “三个中国”呈金字塔结构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围绕着党政实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中间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约包括没进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小企 业主，手中无实权的一般公务员，非垄断企业的白领，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数最多的塔基部分，是城乡基层低收入民众，大约包括全部的农民及农民工，城 市失业人员及非垄断企业的蓝领。
由于面 对社会分化后官民、贫富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胡温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和谐”只是抽象的表达，它在现阶段的具体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缓解相对利益 受损最严重这部分人的不满，使他们不致因对生活的绝望而走向极端，以免“和谐”成为不可能。这就要求，胡温必须在政策上对处于金字塔基层的这部分人倾斜， 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正因为此。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调整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定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分饼的结构，让“第一、二中国”向“第三中国”输血。
现实情况却是，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攫取和垄断了最多的利益资源，他们既是民众不满的最大焦点，也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块头太大、势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权力体系内部，所以胡温也搬它不动，只能让它呆在那儿，形似敲打，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二者各守其界，相安无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产阶级，这是近年来中产阶级普遍感觉处境趋于艰难的原因。应该相信，胡温也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此次金融风暴后的税收调整，最能说明这种无奈：明明是急于启动内需，却刀刀插向中产阶级的软肋。
此 时此情，关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基本问题，胡温的问答是“拉两头，压中间”（不妨比较此前的朱容基。朱的个性与主动性是如此突出，以 致人们无法把江、朱混为一谈。朱的策略与胡温正相反，他设想的是“压两头，扩中间”。但显然，他对上方的压制并不成功，轰轰烈烈的反腐势头却无疾而终。出 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将主要责任归之于朱。正如薄熙来在辽宁时注定无所作为一样，二把手的处境总是尴尬的，何况朱还受到更多制肘。结果是，“改革代价”最 终主要由下层单方面来承受。我认为，社会的这种阵痛也可以视作是历史的一个必经过程，只是此过程中社保的步子迈得太慢，动作太小）。很自然，他们收获的也 是上层的认可，下层的拥戴及中层的反感。当然这只是社会大的脉络方面，具体到部分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那些仍然遭遇了强拆、强征的市民和农民，可能对政 府只有愤怒，没有拥戴；那些正处于政策扶植行业，或因其他具体政策而受惠的中产阶级，心中也满意大于反感；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锋扫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成 员，更会满怀不平：众所周知，反腐在现阶段主要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反腐部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暴力机构，和红军时期的肃反机构、延安时期的整风机构、文革时 期的专案组，颇可类比。自从邓小平变党内游戏规则“恐之以暴力”为“诱之以利益”以来，上级对下级就开始产生“权威不足”的新问题。以邓的个人威望，这当 然不成其为问题，但继任者就头痛了，经常会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的人各奔其利，以自我利益为行为准则；虽然一再强调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 结果往往是阳奉阴违。正因如此，高悬反腐利剑就很有必要，可以使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有所恐惧，知所凛从，从而维护权威。这是近年来纪委不断扩权，职权 渐有向锦衣卫看齐的大势之所在。
按理 说，纵然基层利益在现阶段得到一些补偿，但其相对所得与现阶段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仍不可比。这种补偿仅可使他们免于陷入生存困境，却不足以让其上升为中产 阶级。但人心就是如此，视所得为当然，总是站在已得的基础上来衡量变化：昨日之得虽有政策的因素，但已经成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 愤。虽然以人数论，上下两层相加远多于中间；按资源论，全部中产阶级也未必比得上特殊利益集团。但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 由于囊括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社会风评。垄断了媒体话语权，他们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视角，就是媒体的视角。正如古代史书其实是帝王将 相史一样，所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谓舆论，其实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所关心、所思、所忧及所好。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舆论”框架内的胡 温，自然形象越来越矮小。周立波“笑侃”节目的走红，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几百元一张的门票，进来的怎么也不会是低收入人士。
“秀 才造反，三年不成”，中间阶级的这种反感，在现阶段并不能给胡温制造多大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 这种转型，离不开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最可依赖的力量。胡温只要还想在其位时真正有所建树，而不只是“维持”住了就准备交班，他们就必须面对如何协调“倾 向下层以保持稳定”这一短期目标，与“扩大中产阶级以促进转型”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挑战。能否战胜挑战，出路也简单，就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撬动特殊利益集团， 压缩其利益空间。
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关 键是胡温在现行体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依靠力量，他们自己都身在包围中，被绑住手脚。如果发动中下层力量，又可能面临不测之险。这种体制的 困境像木桶，桶不变则容量大小不变；如果要换大桶，就必须打开小桶，可能导致存水流尽。稳妥的做法是：先将小桶装入大桶，再将小桶打开，使水注入大桶 ----这将是个漫长过程，即以社会基础的变化，带动上层建筑水到渠成的改变。这不是执政者单方面可决定的，他能做的，也不过是引导和促使某种有利于转型 的力量消长变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在撬不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要维护稳定只能从中产阶级抽血，从而使力量的消长不利于转型；如果从转型需要出发，保护和扩大中产阶级，则基层的困境难以缓解，稳定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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