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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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长征突击手

看了不少村里的文章，对中国的看法我认为很多是片面，个人主观层面的东西掺杂比较多。对中国的看法判断很多观念上的错误。 简单地把中国目前的状况用共产党30年前错误来预测未来中国的发展。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对中国作全面地了解，从历史，文化，以及当代国际形势几个方面 来重新认识中国，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来评论，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

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检查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根深蒂固而且非常流行，但是这些看法未必站得住脚。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不一定。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

　　首先，我们需要从世界文明历史角度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是最外在于西方的，是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这是西方人的感觉，我们需要了 解。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比如说埃及、印度、波斯，但是他们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举个例 子，大家知道埃 及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埃及并不是到近代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即使对埃及再不了解，也知道埃及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王，非常妖 艳的女王Cleopatra，她是埃及女王但却不是埃及人，她是希腊人，整个家族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他们家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 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从南往北走，即从今天的所谓 南欧为中心逐渐转移到今天的西欧为中心。我们中国文明正好相反，是从北向南发展。

　　另外还有印度，印度也并不是仅仅在英国人殖民印度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早在罗马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印度。亚力山大大帝的扩张方向 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向完全相反：罗马是从南向北打，是北伐，亦即从今天的南欧打今天的西欧。亚历山大大帝则对那时的欧洲没有兴趣，他的兴趣是东方，是从西往东打， 要打到印度。他果然达到了目标，印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向他屈服。

　　还有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波斯湾”这个词是很中性的词，听了以后不会引起任何的历史联系。 但是对于 西方人来说，波斯湾引起的是整个2000多年历史的记忆。西方人会马上想起希腊和波斯之战，想到马拉松之战。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穆勒 （J.S.Mill）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以后欧洲和英国历史上所有的战役根本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波斯人如果打败了希腊， 以后整个西方文明就没有了。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自然都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此一提起“波斯湾”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联想起这些历史。美国人两次打“波斯湾战争”，心里自然就觉得好象自己就是从前的古希腊人和波斯作战那样在保卫西方文明。

　　还有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从头就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传 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人懂古希腊文，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腊文，连文艺复兴最早的创始人也不懂希腊文。欧洲人重新了解古希腊思想文化首先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文 本，近世欧洲人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译本了解希腊的，因此研究中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政治哲学例如法拉比的思想。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和西方分 不开。

这些例子表明，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 诚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中西文明交往史或所谓交通史，但我想中国人不要象穷人攀富亲戚那样心理去夸大中西文明的交往史。中国和罗马之间或许有些非常间接的贸 易，但绝对谈不上有任何关系，中国没有影响罗马，罗马也没有影响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 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言，不必套近乎。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中国是一个西方很不 容易了解的一个文明，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太，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没有 多大意义的，尼采早说过，这类比较是心智弱的表现。

从西方的发展史来看，整个欧洲就是一部在不断地分化瓦解，并不断地重新组合成新的国家的发展史。按照西方的发展观，中国在 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是符合西方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没什么大的区别，这对于西方人 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 这整个历史是惯通的，是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例如古希腊和现代的希腊，根本就没有关系。我 们知道，上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希腊的雅典，口号是“奥林匹克重新回到雅典”，可是现在的雅典跟古代的雅典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现在的雅典和希腊是 1830年独立，既不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也不是从美国独立出来，而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这希腊七百多年是在亚洲人土耳其统治之下。希腊要标榜 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七百多年的历史怎么办？就必须把这七百多年的历史先否定掉。但是问题是，即使否定了这七百多年，还有再前面这希腊属于拜占廷，也 不属于真正的欧洲，因此这类国家的历史比较麻烦。

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西方人因此心 里会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释你，要解释得你符合他的逻辑。而他们可以这么做的本钱之一就是中国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释，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西 方解释不通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帮着他按照西方模式去解释，其结果时越解释越糊涂。

正是因为这种几千年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使得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有“叶落归根”民族认同感。即便是家再穷，国再破，也要从这块土地上生 活下来。很多下南洋的，去欧美的华侨，只要有一点点积蓄，总是想到如何能把钱寄回家乡，帮助家乡的亲人朋友。临死前，只要有可能，就想要后人将他们葬在自 己的家乡。而欧洲人正好相反，他们可以四海为家，而自己的祖宗，大部分都是混血，1/4的日耳曼，1/4的法兰西，1/4挪威，1/8的奥地利等等。这种 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不少我过去的同事朋友里，尽是这类1/8西班牙，1/8法国，1/4瑞典等，对他们而言，在美国住还是在北欧住，哪里好就住那里，无 所谓真正的故乡的概念。不少本土生长的美国人大部分也是出生在纽约，上大学在芝加哥，然后在旧金山安家，过几年，想搬家了，可以举家搬到波士顿。一问起 来，大家什么地方都呆过。如果你非要人家的家乡在哪里，好像这些地方都可以是家乡。

了解到这些中西方的差异，就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人这种认祖的传统实际上是几千年文化的积累。它根深蒂固地嵌入在每一个中国人灵魂里。就像那些候鸟，飞得再远，也知道定期地往自己的目的地（故 乡）飞行，这是在其基因里就被固化了的东西，很难一下子改变。这可以直接地说明为什么每年一次的世界最大的人类大迁徙运动，春运只能在中国发生，而不可能 在世界别的地方发生。 在后续的文章里，我将继续说明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才可以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得到如此高速的发展。

正如前面所说，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是自成一体的一个独立世界。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比如说中国近代史，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后能夺得政权？这个问题，是毛泽东运气好，侥幸成功，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各有各的看法。笔者认为，当某些孤立事件在相对相同时间段一起发生时，偶然的事件的组合就导致必然的结果。

上次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一位好友去了井冈山作红色经典旅游。笔者是一个不爱红色经典旅游的人，因为这些故事自己早就知道。在那里随便看了看，对好多东西印象不深，但有一句让笔者印象很深刻，在陈列馆里用大红字写着“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印证了这句话。看懂这句话，理解这句话不难，但如何实现它，做到它就不容易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垂危的命运，提出过各种想法，也做过各种尝试，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成功了？　那是因为毛泽东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知道如何去获得人心。只有获得了人心，才能得天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时候，占人口95%以上的是农民，如何获得农民的心乃是夺取政权的关键。这一点不是几个哲学家，科学家等能人所能理解得到它的精髓。尽管中共内部的高级领导人里不少留洋的高才生，如周恩来，朱德，王明和博古等，但真正理解中国这个国情的不多。

1925年，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运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得知惟有给农民土地，才能获得他们的心。怎么又能获得土地呢？打土豪分田地就可以获得农民的心。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虽然这些小规模的实验后来失败了，毛泽东为此总结了失败经验：因为湖南地处华中，虽不如江南富裕，但因地势平缓，交通相对发达，易于被政府军剿灭，不具备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当大部分海归派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企图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复制苏维埃模式时，毛泽东则在广州继续他的广州农民讲习所，继续研究农民问题。如果拿今天的MBA教义来解释那就是商务模式，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大家知道，打江山、治理国家，就如同办公司、管理公司一样，有很多做法是相似的。建立和管理好一个公司，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管理团队，商务模式和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三个要素都对了，一定是都作对了，而不是作对一个或两个，那你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失败。

上个世纪10~20年代，前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共产主义的新理念和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个要素，商业模式有了；大批仁人志士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大批海归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素质最高的管理团队，第二个要素，管理团队也有了；而第三个要素呢，核心竞争力？即如何扩大市场，复制市场的占有率？没有。尽管那时候很多海归认为他们有，因为他们可以照抄苏联模式，把城市里工人，士兵发动起来，就可以获得革命的成功，但后来证明是失败的。原因是中国是个农业国，那时候的几个大城市的经济总量无法左右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方向，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民主导（或者说制约）了国家的发展。那为什么历代农民起义不能长久？那是因为缺少商业模式，没有类似共产主义这类能忽悠人的理念存在。虽说毛泽东没有留过洋，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正确的认识，决定了他后来能有成功的机会。他深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解决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土地，这就是土地战争。把这个机理弄清楚了，三个要素都全了，只要三个要素符合市场规律，它就是正确的，革命的成功就有了希望。否则，就必定会失败！

学过中学数学的人都知道，三点定圆。意思是说，任意三个点能确定了一个唯一的圆。政治经济中的三要素，如同这三个点一样，一旦确定，它的未来也就随之确定。很多历史学家曾假设，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可能就没有机会获得执政党的地位，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占不住脚的。是金子就会发光，打土豪，分田地，能让占农村人口90%农民获利，跟你一起闹革命。一旦这种模式可以复制，革命根据地就可以在很多地方发展，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就能构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后来的革命根据地发展证明了它可以在全国好些地方复制如，皖南，闽西，赣东，赣西和陕北等地的发展。日本侵华无疑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但不是决定因素。　

这些看上去很随机的孤立事件，一旦同时发生在合适的时间内，这些孤立事件的组合就决定了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命运。 所以说，共产党的成功，应该说毛泽东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找到了争取农民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军的原动力：土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成功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的成功。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一次土地革命”。 从1925年至1949年，虽然又经历了近1/4个世纪，共产党才获得政权，但国民党的败局似乎在1925年就已成雏形。而这一点，正是我前面讲到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的积累，使得人们普遍对土地的一种无限地眷恋和为了拥有它成为人们毕生追求的源动力。中国好多的土地主，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能多置几亩田地。也就是这些平时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文化理念，理财之道，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的成功。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前30年里，经济不算发达，人民生活也不算富裕，在某些阶段的生活水平，如大跃进后的60年代初，所谓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可能还不如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是，共产党的高层一直作两件事，抓政治思想，抓经济建设，但政治总是在前面挂帅的。在这个主导思想下，这出现了52年后的“三反五反”，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赶英超美大炼钢铁，64年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搞到轰轰烈烈的1966年的文革，将政治运动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目的不是像有些人所描述的纯粹是为了党内争权夺利地瞎折腾，而更多的是如何反腐败和防止变修，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虽说有些政治运动，其初衷是好的，但其结果是相反的。就拿文革来说，其后果对国家发展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估量的。

尽管如此，在前30年里，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国防力量同样在发展。别的不多说，在毛泽东所做的一些大事件里，有三件事确立后30年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第一件事，用美国飞行员换回钱学森，尽举国之力研发两弹一星工程。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中、美、苏三角地位。虽说那年代中国的GDP不及美国1/24，离苏联的GDP也差得很远，但一个核武器就让你的地位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第二件事，派儿子毛岸英去抗美援朝，结果在朝鲜后方指挥所被美军炸死。这件事直接影响是中国从此没有了正宗接位的儿皇帝，这也就规避像金正日这类人直接继位的可能。谁能接毛泽东的班，谁能成为接班人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件，毛泽东一直没把邓小平一棒子打入地下冷宫。所有跟毛泽东作对的人，或者说毛泽东不喜欢的人，都是一次性倒下去，就没有返回的机会，唯有邓小平是例外的，三落三起。

这三件看似孤立的事件的组合确定了中国今天的轮廓，但不能保证一定会发展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前面两件事不需要多解释，早已成定数，邓小平能保留在中央很重要，但能否掌握国家大权一直是未知数。当时有三个人可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王洪文，华国锋和邓小平。据现在许多党内解密的资料来看，1971年，毛泽东自林彪事件之后，急于找到新的接班人，王洪文因为报信有功自然突击提拔，但两年下来，工作能力平平，不得已毛泽东1973年又把邓小平请出，主抓教育工作。没想到极左实力利用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就把邓小平打了下去。不得已，毛泽东又把华国锋提拔起来做接班人。华国锋能力虽不及邓小平，但比王洪文还是要强许多。可见毛泽东并未因为江青是自己人，或者王洪文曾救过自己的命而为他们谋私利。时至1976年，毛泽东对华国锋也不十分满意；乃至华国锋好几次找机会要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毛都拒绝了。朱德、周恩来去世后，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是否选定接班人，他一直很犹豫。在毛泽东最后的4个多月的日子里，毛泽东没有留遗言，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是留下一个残局让三个当事人来竞争。他相信谁有能力胜出，谁就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下去。现在看起来，留一个残局比瞎指定接班人的结局要好得多。但华国锋怕自己位置不保，先发制人，搞了“你办事、 我放心”，然后再联合老帅们，一举粉碎“四人帮”。 后续的故事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后来一些史学家分析认为，当时只要没有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邓小平胜出是铁板钉钉的事。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但指挥枪也得有资历，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建国后，二野、四野的体系保留的比较完整。林彪事件后，四野体系被彻底分化瓦解，到1976年，真正完整的只剩下刘邓的二野了。这也就确定了从统领军队角度来讲，只有邓小平是唯一的候选人，非他莫属。

也有人做过假设，假定当时毛泽东指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因为实际军权并不在他们手里，“四人帮”里谁也没有带兵的经历，最后邓小平也会通过军事手段完成上述权利交接。也就是说，只要邓小平没有在政治斗争被打下去，还留一个国家领导人职位，就改变不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四人帮”能控制局面可能性极小，因为邓小平无论从阅历、经历、社会关系、应变能力和智商都要高他们一筹。1973年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信了，这就是一种技巧。古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也就是说，只要毛泽东去死前，没有动了邓小平，别的人就不是他的对手了！这也是我前面所提到，三件孤立的事件组合，它确立今天中国的格局！所以说，今天好多事情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三十多年前的铺垫，是那些独立的偶然事件组合发生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如何解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很多人在强调改革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才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成功，这实际是很肤浅的。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很多争论，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改革开放，这也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切合实际。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不可分割的，互相关联的，它还属同一朝代不同阶段的发展，前三十年交了学费，试了不同道路，都走不通，才改成后三十年的路。就好比吃了三个半馒头，最后半个馒头吃饱了，然后开始后悔怎么没想到早吃那半个馒头一样的道理。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三十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十三亿多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国家GDP较三十前增长近15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种局面令当今热爱祖国的每一个中国人欢欣鼓舞，这也是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局面。

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如何解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就提出来的问题，即按照常理，中国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前苏联、 东欧工业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他们都不成功，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要因素，也是独特的因素，决定了它有很大机会成功，或者说应该成功。这三因素是：

1)　中国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跟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不一样，它不是完全照抄前苏联模式的体制；

2)　庞大海外的华商的资本在前期的投入，这种血浓于水亲情，不计前仇，不计恩怨，不计短期回报的资本投入，让市场经济率先在特区运营起来；

3)　美国自1990开始的三次大的经济危机，全球化趋势给与了中国经济蓬勃向外发展的市场机会，这是一种百年不遇的机会。　　　

美国学者Susan Shirk，她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她出版过一本专著，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书名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她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前苏联改革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这就是她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 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失败了，而且还成了无家可归的国际流浪者，因为他的国家，前苏联，没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管理水准、工业化程度、现代化程度无法跟前苏联相比，那中国是怎么成功的？

她写这个书的初衷也是像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她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 她改变自己的看法，她是在美国学者为数不多的，比较早期就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成功的人。对于一个外国人，能有这点认识确实不同寻常。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前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制” (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正是前苏联无法仿效的地方，因为前苏联没有毛泽东。其根本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不是一个前苏联意 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位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失败，即如果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前苏联和东欧有任何不同。

毛泽东不断破坏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搞经济的人是知道的，但对一般普通老百姓而言，谁也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更没有谁会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这个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毛时代与邓时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把阶级斗争为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为重点上来。事实上，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很早就放弃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没有成功。现在看来，中国的成功根本问题就在于毛泽东，他建设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像前苏联一样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按照这位美国学者的说法，虽然毛泽东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同样破坏了中央集权式的经济体制，毛泽东时代对经济体系的破坏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创造性破坏”了前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自己模式的经济体制：一个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Susan Shirk认为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而她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是邓小平时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是继承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逻辑，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在毛泽东所奠定的这个政治逻辑和政治基础上进行的。

在后续的文章里将继续介绍，正是这种看上去很土的“地方分权化”的小农经济，社办企业，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是他们引领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潮，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讨论，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统一。毛泽东 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 而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经济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前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Susan Shirk的专著指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经济分权”的道路，就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 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峰的时候，中央政府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前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前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 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Susan Shirk的 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经济分权”的结 果，是中国和前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 企业 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Susan Shirk指出，1978年的时候，前苏联一共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 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是很落后的。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 而只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在Susan Shirk看来，正是中国和前苏联经济体制的不同，决定了前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前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 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 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 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政府机构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 就在于它并不完全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是放在90年代中期，而不是80年代初期。中 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Susan Shirk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 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 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 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Susan Shirk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两 年多的时间里所做的事。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 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 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 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Susan Shirk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 上已经不可能，华国锋的经济政策的失败，给了他的对手让他的下台的依据。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 “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但当时很多人强调“让权放 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 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前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 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 己搞起来的。但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 “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万元户”是牛X的人，他们是什么？ 就是这些过去谁也看不上眼的个体户、小商贩，他们是在文革中定义为投机倒把的人。

我们现在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化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笔者在前面曾经讲到，几乎所有传统大帝国在现代转型中都解体而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有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度地方分权化的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此高的地方分权化从西方理论来看必然隐含中国解体的危险，许多人因此一直在预言中国不可能逃脱其它古老帝国的解体命运。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似乎就在于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思议的高度文化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例如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等等，如果换成任何其它文明，都足以分成多个国家而很难再恢复统一，但中国似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黑格尔所谓世界史中例外的例外。

有许多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任何独特，但在其它国家的人看来则常常觉得非常奇怪而难以理解。在这里因此想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例证之一就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海外华人大量回国投资的现象。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例如港商，台商、新加坡商人，还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华人资本。我们对这些早已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这种现象觉得又奇怪又妒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印度人。专门研究印度的同事告诉我，印度人非常奇怪，印度人看到中国总是酸溜溜的，因为印度人心里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好，他们最酸溜溜的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焦点都放在中国上。因为这种心理，印度人总是在和中国比，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差异也就特别敏感。曾参加过一些关于“中国－印度”的研讨会议，发现印度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人资本，而印度同样有那么多的海外印度人，但却并没有在印度经济改革中成为重要因素。印度和中国都是海外同胞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官方数字海外中国人是3800万，印度2008年宣布有海外印度人2800万，其中在美国的就有160万，而且美国的160万印度人在美国都是属于中上阶级。尤其是九十年代IT技术产业，美国的硅谷有一个说法认为其中 40％最好的工程人员都是印度人。但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为什么海外印度人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印度与中国这么不同？

印度人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1999年以来，这个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尤其被印度政府提到了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印度政府首先在1999年设立了海外印度人身份证，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四代以内的印度人，包括你的配偶不是印度人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海外印度人卡“，有了这个卡可以随便往返，不需要签证，二十年内有效，包括可以在印度投资、购房等等，都是朝这个吸引投资方向发展。2000年印度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委员会 “，专门研究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而印度政府立即立法批准的一个措施，就是建立一个“海外印度人日”，定在每年1月9 号。这个日子是特别有象征性的，因为1月9号是当年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号召发起反殖民运动的日子，甘地本人就是海外印度人，他是在南非开始当律师的。确定1 月9 号为“海外印度人日”，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外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为印度的发展出力。印度政府在2003年正式发起第一届“海外印度人日”，全世界来了两千多人，规格非常之高，都是印度总统、总理亲自出席讲话。而且在第一次2003年会议上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印度开始承认双重国籍，首先对六个国家开放。印度把现有海外印度人问题放在这 么高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基本上都是因为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是一重要因素，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中国有，印度没有，因此作出种种努力希望中国有的，印度也有。

以印度作为对比，我们实际就可以看到，所谓海外华人投资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海外同胞都那么感兴趣回母国投资或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人移民以后就和母国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牵连。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很多“海归”，而且“海归”太多了，都变成海带了，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印度人看来，却觉得非常奇怪，不是很容易明白的。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富商，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是完全靠美国政府的，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

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至少最早的“经济特区”可能就不会那么成功。我们知道邓小平在1979年三中全会后宣布，中国将首先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第一批四个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邓小平自己后来讲得非常清楚，这四个特区的地方选择，都是着眼于海外华人的。深圳当时是不毛之地，但是和香港是陆地上相连的；珠海则是因为与澳门相连；汕头则是潮州人的老窝，而海外很多华人大资产包括李嘉诚先生都是潮州人；厦门则是闽南人的中心，因此利于建立与台商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四个特区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话，那么这些特区恐怕不会那么成功的。中国从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70％都是华资。1992年中国修改外商投资法后，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开始多起来，但是从92到95年，华人资本仍然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0％。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时代，海外华人投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认识一个住在旧金山的潮州朋友，1990年，他把自己家祖传下来的所有积蓄，500万美金带回家乡，投资办起了洁具厂，那时候的中国，抽水马桶，淋浴盆等一系列洁具都是靠进口，以日本TOTO有为著名，他们开始生产的时候，大都是仿制，后来干脆冒牌，赚了不少钱。因为生意好，1996年，这位老兄干脆搬回去了，五年后，该厂的销售额翻了10倍。从那时开始，他们才注意打自己的品牌，现在他们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企业产值早已过百亿，还在当地带出了一个相关的产业链出来。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正是千千万万这类普通的华商，成就了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

现在很多国内的人早已把这些事情看得淡薄了，对华商投资的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从印度和其它很多国家如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外华人资本如此热衷于回中国投资，为什么海外印度人或海外俄罗斯人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且我们知道香港、台湾很多人都是1949年以后逃出去的，很多人是仇恨共产党的，很多人是很怕共产党的，但一有机会他们仍然想回来。

好像这就是中国比较独特的问题。这就是笔者前面提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问题。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叶落归根的观念非常强。最早19世纪中国开始移民到美国去打苦工，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 些人死了怎么回来？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作了一番研究，发现当时是用棺材运回来，整个运的过程很复杂。中国人怎么会那么复杂，埋在哪儿不行，非要运回来。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实例，例如在台湾，两蒋的遗体问题是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却不能安葬，老是放在上面，因为按中国传统他要回老家的祖坟去安葬。这个问题在台湾变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两蒋一定要回大陆安葬，实际成为国民党坚持“中国认同”的一个象征性事情。我们知道蒋家第三代很惨，蒋家第三代男的基本上都死光了，而且死的很早，都是很早死的，台湾人是比较相信风水的，风水师就认为，这是因为两蒋棺材老是暴露在外面，破风水的，不利后代。这些问题是中国文明当中比较独特的，非常麻烦。两蒋最近是安葬了，但是仍然不叫正式入土，而是叫“借葬”，暂时入土，也就是临时的安葬，以后仍然要迁回老家去安葬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连战，宋楚瑜上次回大陆拜祖宗三跪九叩，我们都很感动，感动什么呢？有中国文明的因子在里面。我们从连战在大陆的讲话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前面讲了不少正面的东西，当然也是事实。现在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问题，才能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 结束了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每年中国为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而游说国会的历史。也是从那时起，中国货大量充斥美国市场，遍及每一个角落。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逐 年增加，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人借钱让美国人消费，这种事情在公元200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入世之前，国内有一派势力很担心其他发达国 家，如美国的金融产品，保险业务，汽车，高端电子产品等冲击中国市场，这样会严重打击国内的企业，但这种事并没有像预料中那么坏，尽管人家是进来了，至少 金融、保险业没有太受影响。反过来，中国的受益部分远大于别的WTO缔约国家。尽管GDP增长率没太大变化，但基数大了，同样的增长率，其总数就大了很 多，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很有钱了，买房子、买车在2005年后成了时尚，也成了普通白领和工薪阶层的够得着商品。

当今，在中国最有钱还是 政府。不提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随便到一些二线城市走走，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的区政府（处级）的办公楼，也豪华的让人不敢相信，简直太豪华了。除了 政府，再有钱的是房地产、银行和证券商了。就GDP增长的比例而言，一个最明显增长是房地产在2005年后，在GPD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总增加。到2009 年间，GDP的近3成来自于房地产的产值。这一个很可怕的趋势。

政府为什么那么有钱？很多说是因为当地经济好，税收好的缘故。当然，这也 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苏州、无锡、宁波和杭州等地，但在中部省份也这么富有，就另有原因了。不需要作太多的调查就会发现，现在的 政府有钱很大程度上是卖地卖来的钱。现在一亩地在中部省的市场均价一般在30万元上下，卖1000亩的就是三个亿的现金收入。以一个中部省，湖北省为例， 总土地面积在18万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相当于1500亩地，拿出1%，即180平方公里的地来卖，其市场价值可达4.5亿小x 180 = 810 亿。 这可是无本买卖。喝水不忘挖井人，引水思泉，谁了给政府这么多地？是毛泽东。怎么可能？1950年前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通过引导农民加入初级社、高级 社最后进入人民公社，这样把原来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变相地转为国有了。

可以这么说，中国现在所经历是第二次土地革命。和第一次土地革命不 一样，这次是把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或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等，而不是白送给农民。开发商再把这些地盖成了楼，通过70年产权的方式，卖给全国人民，把人们手 中的大把、大把人民币收回去了，这里一部分钱进了开发商的腰包，一部分钱进了中间环节（政府办事机构，审查机构，也可能是TG个人）的腰包，但大部分钱还 是进了国库。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这么富有原因之一。仔细想想，如果不是土地国有，要这么使用地来赚钱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暴利。试想如果这是在国民党时代，土 地早已归私人所有，任何土地的开发、转让和交易都是有成本的，即便买家赚了钱，中间人赚了钱，政府顶多就赚点税收和服务费，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赚了大头。

如 今年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宁波等地房产每平方米的均价早已超过4~5万，这是所有世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这是因为全国的中国人只 要有钱，都想在大城市置业，全世界的华人也都希望在这些地方置业，房价不是由本地人炒起来的，而是由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炒起来的，当然这里也有不少喜 欢中国的东亚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以及欧美人。除了一些恶意炒着以外，归根结底，大部分的买房者还是因为全球华人对中国这片土地一种特殊感情，对这片热土的 眷恋。所有这些有悖于常理的东西，无法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来解释的东西，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是我们需要重新对中国进行再认识的一个任务。

写了这么多，实际上还只片面地归纳了一下进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所以我想，任何人企图用一篇短文来对中国当今的现象作结论性的总结是不负责的。我说了这么多，也只是在画龙点睛地总结，好多问题还没有细致讨论。总之，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

为 什么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变化太多了，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三十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成 就，都需要重新了解。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总结地 说，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而且要在比较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中国。因此有一点笔者认为应该避免， 就是主张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就中国研究中国。正确的方式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必须首先深入研究西方。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西 方的影 响无所不在。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研究西方，我们才能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了 解，100多年来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中国人从20世纪以来，当我们说“中国是这样的，这样的”时，实际总是隐含 着“西方是那样的，那样的”的看法。20世纪以来，所有谈论中国其实都是在做这类比较。比较本身没有任何不好，问题只在于很多人自以为了解的很多东西实际 是靠不住的，你以为你了解西方，但通常而言大言不惭谈西方如此这般的，其实都是对西方不甚了解的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以后，就会知道很多中国人所说 的西方都是不知所谓的东西，西方并不是像这些人谈论的那样肤浅。成天说点西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话语例如什么民主自由之类是容易的，不需要什么智商的，但要深 入认识西方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即使西方人本身也并一定就是了解西方的，就像我今天所说并非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一样。要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都是要 化大力气大功夫的。

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的其实不多，乱套西方的多。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人人都在参考所谓西方，我们当然要不断参 考西方，问题是怎么个参考法。个人认为，今日中国最值得参考的西方，可能是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1900年前后的美国，比较接近2000年左右的中国。 1800年前后的英国是英国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1780年以后，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 我们需要了解英国在其现代转型的这个关键期是如何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另外是1900年前后的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70年到1930年左右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最大的变化，同样是一方面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巨大的 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所有的情况都同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有对于美国新富人阶层的强烈抨击。这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直到三十年 代罗斯福的所谓“新政自由主义”才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格局，是一个社会各方多少可以接受的，大家妥协的产物，虽然很多人仍然不满意，但是好歹多多少少有 了一定的社会共识。英国和美国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的许多做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和参考，是要从我们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知道西 方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要把研究中国和研究西方分开来，而是要更深入、更广阔地研究西方。我们要大规模的研究西方，深入地研究西方 的整个历史，即使暂时我们做不到，但是要有这个心。不管怎么样，西方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只有造成一大批深入了解西方的人，就会发觉 很多人说的所谓西方往往是胡说八道，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

我在这里讲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我们对现代中国了解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中国！（看得出来我的文章不合村里胃口，就此打住了，全文完）